作者：大卫·舍曼；大卫·扬
理想世界，投资者、董事会成员和高管可以充分信任公司财务报表。他们可以凭借报表上的数据，理性预测该公司未来现金流的规模、时机及不确定性，判断目前的股价是否合理体现相应的估值。他们还可以明智地决定，是否投资或收购某家公司，以期推进资本的有效配置。
可惜真实世界并非如此，原因有以下几个：1）公司财务报表必须依靠估算和判断，而估算和判断即使无意作假，也难免有失准确。2）标准化的财务指标是为了让不同公司能够相互比较，但各个公司有不同的问题，各自有相应的非官方评估方法，标准化财务指标并不是判断某家公司价值的最准确方法，对于快速增长经济体中的创新型公司尤其无法准确判断。3）各层级管理者往往出于各种动机，故意在财务报表中加入错误数据。
2001年夏天，我们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题为《小心通过会计核算雷区》的文章，帮助股东识别高管利用公司财务报表操控结果、粉饰公司真正价值的几种方法。一个月后，安然公司破产，促使美国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6年后，金融界出现危机，于是多德-弗兰克法案出台，并带动了调和美国与国际会计准则差距的全球运动。虽然有过这一系列改革，但公司会计活动却依然含混不清。公司继续设法在会计体系中浑水摸鱼，而网络平台的兴起大大改变了所有行业的竞争环境，也鲜明地反衬出传统绩效指标的不足之处。本文描述现状，考察近年来财务报告方面的重要发展，特别是营收确认监管新规带来的影响，非官方绩效评估标准的持续激增，以及如何正确评估资产价值的难题。我们还考察了更为隐蔽的（也许更具破坏性的）操纵手法——不是篡改财务报表上的数字，而是左右影响那些数字的决策，以期获得短期结果。 如何遏制这样的行为，是会计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但新的分析技术可以应对这一挑战。下面我们就来逐一探讨这些问题。
问题1 通用标准
2002年时，会计改革似乎将要发生。制定国际通用会计标准的活动在全球进行，最终目的是将美国公认会计准则（GAAP）整合到欧洲逐步推行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到2005年，欧盟所有上市公司在理论上都已废除了本国会计标准，改用IFRS。如今，全世界至少有110个国家以某种形式采用这套标准。然而，从广义上来看，整合进程已然停滞，短期内似乎也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尽管取得了进展，但“了解某公司真正价值”和“对比不同国家公司账务”依然是两大难题。试想无法整合GAAP和IFRS有何影响。在很多时候，分析投资、收购对象或竞争对手，仍然需要对比依照这两套截然不同的会计体系做出的财务报表，比如辉瑞和葛兰素史克、埃克森美孚和英国石油、沃尔玛和家乐福，都是一家用GAAP，另一家用IFRS。使用两套不同体系，对结果影响不小。例如，英国糖果公司吉百利2009年被美国卡夫公司收购前，依照IFRS报告的利润是6.9亿美元，按照GAAP得出利润仅5.94亿美元，比前者低了将近14%；与此相似，吉百利依照GAAP得出的净资产收益率是9%，按照IFRS则是14%，整整低了5个百分点。这样的差异足以改变收购决定。此外，IFRS在各个国家应用的方式差异较大，使得情况更为复杂。各国自有一套监管与合规体系，而且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最迅速的新兴地区）的法规遵守与执行力度较弱。会计行业的水准和独立性也往往参差不齐。还有一个同样麻烦的是，许多国家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发布的IFRS官方标准进行增删修改，制定出自己的一套“IFRS”体系。两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和中国。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一些国家使用完整的原版IFRS。因此，有必要确认利益相关公司用的是不是删减版或山寨版IFRS。
问题2 营收确认
营收确认是监管难题中尤其棘手的一部分。比如你将一部智能手机、一项网络服务或者一套3000万美元的软件包卖给某个人或某家公司，这个产品或这项服务的合同通常包括未来的升级，升级成本在出售时无法预测，所以这笔生意的利润无法确定。依照目前的GAAP规定，公司若无法预先客观地评估此类开支，就不能记录这笔销售的任何收入，直到交付了所有升级设备、明确成本之后方可记录，但这个过程可能长达数年。这项规定促使一些软件公司在合同中将后续升级及其他难以估算的服务分割出去，单独定价。如此一来，公司解决了账面问题，却折损了运用更能吸引顾客的绑定策略的能力。这个体系并不健康，会计准则并未反映公司绩效，而是影响了进行商业活动的方式。 营收确认方法的缺陷，也使得公司越来越多地运用非官方的评估标准来报告财务表现，特别是在虚拟空间运营的商业活动。 Facebook、Twitter和人人网等社交网站，畅游、Zynga等梦幻体育游戏和游戏网站，还有阿里巴巴，这些公司的巨大成功很快表明，传统的收支确认及评估指导方针使它们无法在上报的账目中体现出业务真正的价值。 于是，这些公司自然而然地开始用其他方式汇报利润。例如，2015年Twitter按照GAAP报告净亏损5.21亿美元，又用两种非GAAP收入评估方式得出了正面进账：调整后EBITDA（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5.57亿美元，非GAAP净利润2.76亿美元。 明年(2017年），IFRS和GAAP的规定都会发生改变，应该能够弥补现行营收确认方法的不合理之处。新规定允许公司在产品或服务合同中包含后续的更新升级，在估算未来收支的基础上，确认本年度营收。 具体如何执行？比方说，一家公司提供3000万美元的软件合同，包含两个部分：软件本体和为期5年的升级。软件组件开发成本400万美元，售价2000万美元。后续升级成本未知，以1000万美元的估算价格绑定。如果按照现有GAAP规定，更新升级部分在第五年所有成本信息完整之前都不能算是有营收。但按照新规定（以及现在的IFRS规定），公司可以估算升级成本，进而确认收入。如果公司估计成本是500万美元，IFRS会让公司确认500万美元的利润，平均分摊到5年。 但这样的改变无法彻底消除问题。估算成本需要管理者进行判断，在这个环节，即使并非有意也容易出现差错；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故意做出偏颇的估算，以使收入接近财务目标。因此，这些新的营收确认标准进入GAAP和IFRS之后，投资者须仔细考察公司用于估算成本、报告收入的假设和方法。
问题3 非官方利润评估方式
非官方的利润评估方式，对于许多公司来说相对比较新奇，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有公司一直都用着非GAAP、非IFRS的利润评估方式。最常用的也许就是EBITDA，这种方法很受私募投资者欢迎，他们认为EBITDA简洁地传达了可用于偿还债务的现金流信息。在科技行业，非GAAP评估方式非常普遍。第一波互联网浪潮中，公司开始用“抓眼球”、“页面访问量”等信息说服分析员和投资者相信它们的业务虽无利润（有时甚至没有收入），但有价值。现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整合GAAP利润评估方式和非GAAP评估方式，IFRS也有类似要求。另外，SEC要求管理层说明财务披露中包含另一种评估方式的原因。例如，公司可以注明是债券协议要求使用非GAAP评估方式，从而将自己的做法合理化。 这些改变虽然方向正确，却依然不能解决问题，按照不同标准做出的报告仍然有巨大的差异。例如，2014年Twitter依照GAAP标准每股亏损0.96美元，但非GAAP评估则是每股盈利0.34美元。2015年，亚马逊的GAAP每股盈利0.37美元，非GAAP每股盈利4.14美元。非官方评估方式得出的市盈率为106，相对较低；而GAAP的市盈率则是惊人的1192。这个例子说明，非官方评估方式可以更好地表明盈利。 然而，非官方评估方法往往各自迥异，这就是风险所在。即使是常用方法如EBITDA，不同公司乃至同一公司不同年度得出的结果，也都可能没有可比性，因为计算时包含或排除的因素不同。投资者和分析师解读非官方评估时，应当继续保持高度谨慎，并且仔细考察那些基于（甚至是滥用）管理层判断的公司解释。 问题4 正确评估价值
高管和投资者可以用两个标准判定公司资产价值：最初支付价格（即购入成本或历史成本）和资产现在出售的价格(公允价值)。约25年前，互联网尚未兴起，公司财务报表有赖于前者，前者有个重要的优点就是易于验证。然而今天，公司在越来越多的资产类别上运用公允价值，它们希望通过考察资产负债表表更加真切地看到目前的经济现实。但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何谓“公允价值”，这种衡量方式为财务报告程序带来了极大的主观性，给财务报表的制作者和使用者双方都造成了新的难题。 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SEC、IASB和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下建立的非营利公司，监督上市公司的审计）纷纷对运用公允价值的方法进行了大幅调整。调整的目的是引导审计人员检验公允价值，然而却适得其反，更为混乱。事实证明，这套评估过程难以执行，通常很主观，而且有争议。 回想一下2011年欧洲银行对希腊债券的会计处理，当时希腊正在经历一连串似乎永无止境的政府债务危机。债务减记自21%至51%不等——考虑到欧洲所有大型金融机构接触的都是同样的市场数据，并且接受同样的4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这个差异相当惊人。 如果连可交易证券都有这种难题，那么想象一下，要在信誉、专利、盈利能力协议和研发项目等无形资产上一并运用公允价值原则，会有多么困难。而有关无形资产估值的报表披露只需提供相关假设的基本信息，让情况变得更糟了。这种情况很难说要如何改善。现在的SEC年度报告（以10K表格形式呈现）几乎都在150页以上，要是再把公允价值估算的假设全部写出来(假如这种事情真的有可能做到的话)，报告就太长了。 问题5 操控决策
会计、分析师、投资者和董事说起在会计方面动手脚，重点通常是公司财务报表中产生的开支。例如，管理者会减值准备过度计提，通过故意夸大坏账、重组成本等费用或损失，形成隐藏储备，以备将来虚报盈利；也可能反其道而行之，故意推迟确认本年度某项费用或损失，借取将来的利润推动现在的利润。近来GAAP和IFRS规定有所改变，这种行为没有以前那么糟糕了，虽然夸大开支的行为大概始终难以消除。管理者想获得隐藏储备带来的会计弹性，外部审计员会让他们蒙混过关（在一定限度内），因为公司不大可能因低估利润而受指控。审计员更担心客户低估开支（从而高估利润）。大体上讲，法规削弱了公司操纵财务报表的能力，使得对财务结果的操纵转移到了会计规则难以触及的地方：追求短期财报利益、损害长期绩效的公司决策。 发表在《会计与经济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向400余位高管询问了他们公司管理报告盈利的方式。研究者请高管想象：公司眼看就要无法完成本季度盈利目标，在GAAP的约束下，要如何选择才能达成目标？ 研究发现，管理者倾向于通过规划经营决策来操纵结果，而不是通过改变报告绩效的方式。接近80%受访者表示，如果难以实现盈利目标，他们会削减可支配开支（如研发、广告、维护、招聘和员工培训）；55%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会推迟开展新项目，宁愿为此牺牲一小部分价值；近40%的受访者说，如果有无法实现目标的危险，他们会设法鼓励消费者在本季度购买更多东西。 管理者还会通过操纵产量来抬高数据。比如说，如果一家公司有大量的过剩产能，管理者可以选择增加产出，让固定的制造成本分摊到更多产量单位。这样做的结果是单位成本降低，进而使销售成本降低，利润更高。但这种做法也会导致成品大量积压，在短期提高利润的同时给公司造成沉重的负担。这是汽车行业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大量未售出的汽车长期积压，可能会给公司带来昂贵的不良后果：挡风玻璃和轮胎可能会开裂，雨刷会损坏，电池会损耗……公司不得不加大市场营销投入，削价处理这些汽车，并提供零利率车贷等成本高昂的附加折扣，设法让顾客购买。这种削减价格的非常手段，可能会牺牲汽车制造商辛苦得来的品牌资产。 以上发现令人不安，不只是因为手法非常普及，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些做法并未违反GAAP和IFRS。公司高管可以为所欲为，知道审计不会为难他们。而且在现行披露规则下，这类破坏性的行为十分隐秘。
诉诸新的分析工具
投资者和董事明白，为了提高报告上的短期收入而操纵经营决策，很可能会损害公司的长期竞争力。会计法规不断改进，防止了更多的财务欺诈，但高管要达到短期目标的动机仍然强烈，因此公司会更倾向于操控决策，而不是做假账。所以，投资者和董事必须要求披露更多易于操控的经营决策，才能判定这些决策是出于合理的商业原因，还是为了人为拔高财务业绩。 当然，这种做法实践起来有相当的难度：需要报告的信息量太大，而且其假设很难被验证。事实上，应监管要求而催生出的冗长报告，其价值也许并没有随着长度而增加。我们需要的，或许是能够更好地分析可用数据的方法。一个好消息是，分析师和投资者正在越来越多地应用新技术。 本福特定律。近来在金融市场备受青睐的一种分析公司报告的方法，是建立在本福特定律的基础上，该定律与数据集合中每个数据第一位数的频率分布有关。这个定律由来已久，但最近才用于会计和金融领域：保险公司开始用这种方法检测虚假申报，美国国内税务局（IRS）用来检测税务欺诈，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则用之检测会计违规。 本福特定律因20世纪早期的英国物理学家本福特而得名，其内容是，自然数据源（如信用卡账单、采购记录、现金收据）生成的数字中，约有30%的数字首位数为1，如1、157、1820；首位数为2的数字约有18%，顺次递减，首位数为9的数字少于5%。这个分布规律适用的数据集几乎无穷无尽：河流的长度（以英尺和米为单位都适用），城市和国家的人口数，证券交易所的成交量，职业网球选手的积分，化学制品的分子量，世界最高建筑的高度…… 会计变量同样应当符合本福特定律——如果数据没有被人为操控的话的确如此。即使转换货币单位，这条定律同样适用。如果一组会计数据不符合本福特定律，就应该被认为可能被篡改过。 例如，会计师事务所对某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审查，如果会计数据中首位数是7、8、9的数字异常多，就说明管理者可能为了达到财务目标而修改了数据。
语言线索。另一个检测不道德行为的方法来自两位会计学者的研究。他们通过分析2003年至2007年间美国CEO和CFO的近3万次电话会议记录，运用了揭示人们撒谎时言语模式如何改变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发现一些语言线索可以让听者觉察到公司账目异常。 例如，后来被SEC勒令重述财务报表重点的公司里，有欺骗行为的老板在言辞上出现了以下模式： — 较少提及股东价值（可能是为了将遭到法律诉讼的风险降到最低）； — 使用非常极端的正面词汇（比如不说某事“好”，要说“好极了”）； — 避免使用第一人称，喜欢用第三人称； — 较少使用“呃”、“嗯”等表示犹豫的词汇（可能说明有人传授给他们那些骗人的话术）； — 较多使用污言秽语。 当然，有个问题是有意欺骗的管理者可能会学着避开这些标志。但董事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也可以通过语言线索清查不诚信的行为。
留意CEO上任最初几年。最近一项研究显示，操纵财务结果的现象在CEO上任最初几年最为盛行，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少。原因可能是，CEO初上任时能力尚未显现，不确定性最大，所以他们可能会为了保住职位而篡改收益数据。董事和投资者应当注意，在公司更换首席高管时须格外留意其会计业务。 若要财务报表发挥其重要社会及经济作用，必须揭示一家公司经济方面被掩盖的真相。如果财务报表偏离真相，稀缺资源会继续配置不当，财富和工作都会受损害。 当然，让所有报表都完全真实可靠只是个理想，但了解财务报表的误差，知道一些可以用来检测报告是否被篡改的新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持续接近理想状态。公司越来越倾向于利用经营决策的时机来拉高绩效数据，这种方式难以检测和监管，因此保持警惕至关重要。
大卫·舍曼是美国东北大学D’Amore-McKim商学院会计学教授，曾在美国证监会（SEC）公司财务部任职。
大卫·扬是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会计与控制学教授。
本文有删节，原文参见《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8月《财务报表的欠缺》